耕讀文化

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耕讀文化是楠溪江古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這么講，離開耕讀文化來談楠溪江古村文化是不現(xiàn)實的，也是難以想象的。 楠溪江現(xiàn)存古村落的建筑都非常簡樸天然，幾乎全是由素木蠻石、粉壁青磚構(gòu)筑，然而它們富于野趣，著眼于自然美，取于自然，卻高于自然；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將人工美、藝術(shù)美與自然美巧妙地結(jié)合在一起，為國家級風景名勝區(qū)楠溪江增添了動人的魅力。這種建筑風格、材料反映了楠溪江一帶的鄉(xiāng)民們歷來對文化的追求與對自然的熱愛，同時也反映了他們濃厚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意識與人道思想。 耕讀生活早期作為文人的一種理想，起源于隱逸，是儒家退則獨善其身和道家復歸返自然的人格結(jié)構(gòu)，在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中有著很高的道德價值，意味著高尚、超脫，是古代士人們這個知識階層陶情冶性的寄托。特別是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崇尚自然、追求虛靜、逃避現(xiàn)實和向往一種原始自然狀態(tài)的生活方面，似帶有更濃厚的浪漫色彩。受孔孟老莊之道影響，楠溪江歷代人們都很重視禮樂教化，同時，晉、宋兩次人口北南大遷移使不少文化水平很高的仕宦遷居楠溪，在此建村落戶，擇地定居，他瘊更期望后代兒孫能夠繼續(xù)讀書人仕，光宗耀祖。讀可榮身，耕可致富成為他們宗族的傳統(tǒng)，世代相襲。 耕讀生活最早起源于何時，現(xiàn)在很難確證，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它與我國古代的厚本抑末或重農(nóng)輕商思想不無關系。由于一些士子人在官場，身不由己，看到朝廷的腐敗，官場的黑暗，大有屈原眾人皆濁吾獨清，眾人綿醉吾獨醒的憤世疾俗之慨嘆，情郁于中，自然要發(fā)之于外。不愿與貪官污吏同流合污，不愿過紙醉金迷、奢侈無聊的生活。那時，在士大夫圈子內(nèi)，多不以高官厚祿和榮華富貴為榮，不少文人雅士避風塵，脫民俗，遨游名山大川，以情寄山水，更有甚者，藏身于山林過著隱居生活。同時，他們也不想輕生，以死謝世，便產(chǎn)生退隱山林的念頭，而工商業(yè)者由于地位低下，心高氣傲的士子們無法屈身迎合，便躬耕畎畝阡陌之間，過著逍遙自在、與世無爭的生活。種幾畝薄田，養(yǎng)花植草，暢游山水，吟詩題賦、抒發(fā)性情。其實，耕似乎只是象征性的，士子們親自躬耕是極少的，他們只不過是寄情山水，在青山秀水間吟詩題賦、修身養(yǎng)性罷了。這樣的耕讀生活說穿了只是一種象征性的耕讀生活。然而不管怎樣，他們在村落規(guī)劃與建筑中極力塑出一種文人們所特有的恬靜淡雅的趣味，浪漫飄逸的風度和樸質(zhì)無華的氣質(zhì)與情操。在楠溪青山秀水漳創(chuàng)造出一座又一座文質(zhì)彬彬、富有田無野趣的村落。 到了宋代，耕讀文化卻由于科舉制度的演進而得到改造與加強?？婆e制度起源于隋，發(fā)展于唐，它本是朝廷為遴選官吏、開科取士而設，但是它的推行卻間接地提高了各地士子學習文化的積極性，進而普及了文化。宋代擴大了科舉錄取名額，同時改善了考試方法，再加上雕板活字印刷盛行，尤其是北宗仁宗皇帝的幾條科舉政策有力地推動了耕讀文化的發(fā)展：一是規(guī)定士子必須在本鄉(xiāng)讀書應試，使各地普設各類學校；二是在各科進士榜名的人數(shù)，給南方各省規(guī)定了優(yōu)惠的最低配額；三是規(guī)定工商業(yè)者和他們的子弟都不得參加科舉考試，只準許士、農(nóng)子弟參加，從而大大地激發(fā)了普通人家對科舉入仕的興趣，連農(nóng)家子弟也看到了讀書入仕、光耀門楣的希望。朝為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天方夜譚式的惡夢，而是實實在在的希望，于是牛角掛書、柳枝為筆、沙地練字、田頭秀才代不乏人，屢見不鮮。在文化得到普及的同時，也賦予了耕讀文化以新的內(nèi)涵，于是真正意義上的耕讀文化出現(xiàn)了。 楠溪江流域有謝靈運、陶弘景等六朝高士啟蒙于前，有張九成、王十朋等歷代文人代成于后，舊、新兩種耕讀思想都深入到了楠溪江山陬水涯的每一個村落。這樣，獨具特色的農(nóng)村文化--耕讀文化便在楠溪江扎根開花，并且結(jié)出了豐碩的果實，對后世影響極大。讀可榮身，耕可致富成為楠溪江歷代居民們所追求與向往的生活。每個宗族都在各自的家訓、族譜里明確規(guī)定，子弟務必要讀書，如芙蓉村《陳氏宗譜》說：凡吾族子弟，為士者須篤志苦學，以求仕進；為農(nóng)者須勤耕貿(mào)遷，以成家業(yè)，即甚貧乏者，亦宜清白自守，切不可習為下流，玷壞家聲……陳氏宗譜中記載的這種耕讀社會傳統(tǒng)，迄今仍盛傳不衰，芙蓉村內(nèi)姓族繁興，風氣淳美，人尚禮教，家重師儒，弘誦之聲，遍于癌里。鶴陽村《謝氏宗譜·家訓》里說到，要以耕讀為業(yè)。《謝氏宗譜·族規(guī)》中就耕讀一條記著：讀可榮身，耕可致富，勿游手好閑，自棄取辱，少壯蕩廢，老朽莫及。坦下村《陳氏宗譜·家訓》說得更為明白詳盡：祖宗家法，以忠孝節(jié)義為紀綱，以耕讀勤儉為本務。楓林村元益公祠內(nèi)的一幅楹聯(lián)寫道：教子孫兩行正路克勤克儉；繼祖先一脈真?zhèn)?惟讀惟耕。 溪山攬勝懷先哲，門第添輝望后昆。為了讓本族子弟讀書入仕，楠溪沿岸各村紛紛興學。在兩宋時代，理學盛行，而理學傳播的重要途徑是設立書院收徒講學授課。書院之設，始于唐而興于宋，初設時只是作為官方的一種注疏機構(gòu)，而后則逐漸發(fā)達起來。我國一些著名的書院如白鹿洞書院、崇陽書院、岳麓書院、睢陽書院等便是這段時間興起的。南宋時，私人書院開始盛行。書院一方面可以講學傳播學術(shù)、研究學術(shù)、交流學術(shù)，另一方面則是供人潛心學習，為應考科舉作準備。 南宋龍圖閣大學士王十朋在《送葉秀才序》里面說永嘉，誼禮之學甲于東南，筆橫渠口伊洛者紛如也，取科弟，登仕籍，多自此途出。說明了當時楠溪中游渠口一帶耕讀文化的空前狀況。楠溪江興學主要采用兩種方式，一是聘請老師主持義學或義塾，二是由宗族出面利用房族祠產(chǎn)，盜助家境貧寒子弟讀書入學。巖頭村《金氏宗譜·家規(guī)》說得很明確，每歲延敦厚博學之士，以教子弟，須重以學俸，隆以禮文，無失故家軌度。子弟有質(zhì)士堪上進而無力從學者，眾當資以祠租曲成之。楠溪江其余各村各族祠下大多規(guī)定，凡進縣、府學讀書和赴府、省應試，費用由祠下公出。中試以后，祭祖和各方打點等開銷也由宗祠支付，族中公有學田收入全用來興學。一直到解放前夕，凡考上高中、大學的學生，還需用宗族祠產(chǎn)或公有學田收入來交學費，可見對文化教育的重視。 古代楠溪江流域的義學（或義塾）對在學子弟的操守品行有著非常嚴格的要求，如鶴陽村《謝氏宗譜·義子條規(guī)》里說：義學之設，原為國家樹人之計，非以為后生習浮艷，取青紫已也。凡系生徒，務須以白鹿洞規(guī)身體力行……凡肄業(yè)弟子，必須一舉足疾徐，一語言進止，事事雍容審詳，安雅沖和。因此，這一帶的士子們對于傳授儒家倫理、維系封建秩序是很自覺的，如花坦村朱謐讀書好古，淳樸自持，利欲不能移其心，榮祿不足奪其志，孝以事親，友發(fā)處弟。又如渠口鄉(xiāng)塘灣村《鄭氏宗譜》講述鄉(xiāng)坤鄭旦諤曠達多才，好稽古，善詞賦。筑美室，置圖書，列古畫玩物以供清賞。讀誦之暇，惟以彈琴栽花為樂。遇風日晴和，則汲泉煮茗，拂席開樽，與二三知己，嘯傲于煙霞泉石間，不復知有人世榮辱事。且課子有程，義方之外，更以詩書陶冶其氣質(zhì)。有些鄉(xiāng)坤則直接擔任教育工作，如宋末無初鶴陽村的謝夢符，博學經(jīng)史，推重多時……豐義整肅，衣冠嚴雅，為縉紳表率。時稱為宿儒長者。 家族子弟科舉功名成就是整個宗族的光榮。博取功名者一律載入宗譜，在整個家族的各種慶典儀式也可享受特殊的榮耀。舊時，祠堂的匾額和楹聯(lián)，除了頌揚先人輝煌的功績外，就是炫耀族人的舉業(yè)和仕途。渠口鄉(xiāng)豫章村胡氏大宗祠有一副楹聯(lián)寫的是：翰墨流芳成世衣冠開硯沼；詩書繼美千秋換文章。楓林村徐氏大宗祠的一幅楹聯(lián)則是：祠傍大門臺念祖肇跡發(fā)祥忠孝詒謀垂百代；行分四宅派愿后人繼志述事賢親濟美頌千秋。而碧蓮永嘉郡祠一幅頌揚劉基的楹聯(lián)則這樣寫道：學為帝師開國文臣第一，才稱王佐渡江策士無雙。為帝者師，為王者令，亙古中山第一；如日之光，如月之明，于今碧水無雙。這是碧蓮上村劉氏乃至溫州劉氏家族幾百年來一直所津津樂道的喜事。而宗族每逢修譜（或稱續(xù)譜、圓譜）及其他重大節(jié)慶時，則將歷代曾榮任高官的先祖畫像或圖牒與牌位供在中堂后檐的照壁上，供族人瞻仰，引以為自豪，同時也意在激勵族人要繼續(xù)讀書入仕，博取功名，光耀門楣。珍溪《朱氏合族副譜》在一篇題為《如在堂記》的文章中，把對子弟科名的殷切期望作了充分的描述：使我擁書萬卷，何減積粟千鐘，然而后之子若孫，茍不忘此意，必將奮志詩書，驤首云達，上以繩其祖武，下以貽厥孫謀，無忝先世科甲之榮，丕振前朝理學之緒，則不惟有光于先祖，亦且善述乎大宗矣！這種耕讀理想，幾成楠溪江人的傳統(tǒng)。在地域偏僻、交通閉塞的村落里，勤耕善讀，語言極昭彰，文風之盛，科甲成就之輝煌，就全國鄉(xiāng)村來講，也是極為罕見。杭州要數(shù)三春老娘的麥餅噴香，溫州就數(shù)朱墨瞿的筆墨文章。明朝孝宗時花坦村有溪山第一之譽的布衣狀元--朱墨瞿（1438-1519年）不僅是珍溪珠氏合族的光榮，也是整個永嘉乃至溫州地區(qū)的光榮，歷來為楠溪人所津津樂道。而花坦一帶自古以來學風甚盛，這從其宗譜中可略窺一二，不學則夷乎物，學則可以立，故學不亦大乎。學者盡人事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恒紀，非學莫能敘。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而不亂者，由繩墨之素定。君子臨事而不駭，制度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是故學者君子之繩墨也。這種對讀書重要性的認識、對文化的深刻理解與精辟見解，無疑給楠溪江深山幽谷間的古老村落蒙上了一層濃郁的書卷氣息。 在濃郁的耕讀文化思想影響下，楠溪江歷代簪纓迭起，名家輩出。清朝道光三十年，鶴陽村《重修謝氏宗譜序》中說：讀書繼美，比戶可封；游庠之士，指不勝屈。除皇佑三先生、元豐九先生、淳熙六君子、永嘉四靈之外，芙蓉村十八京亙，同朝為官，豫章村一門三代五進士，溪口村一門四代六進士，更是讓人矚目楠溪。此外，塘灣村有鄭伯熊兩兄弟都是南宋進士。鄭伯熊德行夙成，尤邃經(jīng)學。登紹興第，歷官國子司業(yè)，宗字少卿。乞外，以龍圖閣知寧國府。卒謚文肅。……弟伯英、伯海皆知名，由是永嘉之學宗鄭氏，有《鄭景望集》。鄭伯英是隆興癸未（1163年）進士，著有《歸愚集》，鄭伯海是紹興辛未年進士，設帳授徒，從學者常達數(shù)百人。 這里有必要對溪口戴氏略作介紹。據(jù)史書載，溪口村戴氏祖由閩遷往臺州仙居，北宋時，始祖戴述到永嘉教書，元符三年登進士，與其弟戴迅從二程學，以理學著名，世稱二戴。南宋嘉定年間，戴述之子戴栩，嘗從學葉適，登進士第，其著作有《五經(jīng)說》、《諸子辯論》、《東都要略》等；淳熙五年，戴迅之子戴溪考中進士，由禮部郎中凡六轉(zhuǎn)為太子詹事，兼秘書監(jiān)，……權(quán)工部尚書，除文華閣學士，卒贈端明殿學士，謚文端。太子景獻親書《明經(jīng)》匾其堂，有《岷隱集》。紹熙庚戍年，戴溪弟戴龜年之子、于武夷從學于朱熹的戴蒙考中進士。淳佑辛丑年，戴蒙之次子戴侗又孝中進士。戴氏家族為標榜這一功名盛事，在溪口戴氏大宗祠題有一幅楹聯(lián)：入程朱門迭奏塤 理學淵源雙接緒；歷南北宋并稱鄒魯春宮第甲六登墀。 值得一提的是，據(jù)乾隆《永嘉縣志》記載，著名理學大師朱熹在任兩浙東路常平鹽茶公事時，曾慕名探訪楠溪江各地的學者，他先到檔溪村拜以理學鳴于世的劉愈（劉進之），并且這樣講：過楠溪不識劉進之，如過洞庭不識橘。不巧沒有遇到。然后，他又到謝岙訪問謝復經(jīng)，再造訪溪口戴蒙、戴侗及蓬溪村李時靖。楠溪江地處荒僻，卻與當時的主流文化保持這樣密切的聯(lián)系，楠溪江流域的學術(shù)文化能吸引一代理學大師的屈身尋訪，實屬難得。 然后，楠溪江耕讀文化培養(yǎng)出來的鄉(xiāng)村知識分子雖多如牛毛，科場得意的畢竟只是鳳毛麟角，成為一代學者的更是寥無幾人。落舉的田頭秀才們大部分留在村子里，與郡縣官吏們一道在鄉(xiāng)村推行封建倫理教化。平川日麗嘉禾秀，仁里風高俊彥多。這些俊彥們有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讀圣賢書，過著與世隔絕的隱居生活，書立傳，自得其樂，有的則遍游永嘉山水，廣交朋友，吟詩作賦，倒也逍遙自在；有的則研究堪輿風水，幫助鄰里看龍脈定陰陽擇風水，或者替人家撰寫楹聯(lián)字幅，或設私塾招徒授課與家教；有的則參與宗族譜牒修編，掌握著宗族的大權(quán)……具體不一而足?；ㄌ拐湎吨焓献谧V》中一篇題為《廊下即景詩序》里說到，是鄉(xiāng)秀士成群，多含英嘔華之彥，古懷如晤，有莊襟老帶之風，可謂文質(zhì)彬彬，野處多秀者也。鄉(xiāng)村讀書人成為楠溪江歷代農(nóng)村敦品勵行的榜樣，對于鄉(xiāng)村事務也有著直接的影響。不過，楠溪江的鄉(xiāng)村知識分子身上兼有儒、道雙重思想。按照儒家的理想，他們進則廟堂，退則山林，然而當他們身處山水之間的時候，生活極盡淡泊恬適，飽含著道家復歸返自然的思想境界。他們的這種思想，折射到楠溪江古村建筑上，使楠溪江古建筑顯得特別親切自然而極富人情味兒。古村建筑折射出的儒道相互交融的雙重思想在蒼坡村顯得尤為明顯。蒼坡村以文房四寶思路建村，顯然是儒家思想的寫照，而從陰陽五行、天人合一來鑿東西兩硯池的以水克火思想都明顯受著道家思想與民間堪輿影響，這不能不說是楠溪江古村建筑中一個耐人尋味的特點。儒、釋、道三教合流是南朝齊梁時山中宰相陶弘景的杰作，由宋代二程與朱熹的理學來加以闡釋與發(fā)展，而這種體現(xiàn)在楠溪江古村建筑中的儒道合流的思想恐怕還是古代楠溪江歷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jié)晶與聰明的體現(xiàn)，它同時也反映了古代楠溪人強烈的環(huán)境意識與獨到的審美觀念。

耕讀文化，“耕”為生存之本，“讀”是遷升之路，是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的生存形態(tài)，多少農(nóng)家子弟通過此路改變自己的命運。文化則是相繼傳承的帶有社會性的生活方式。